陳啟川慨捐高醫土地緣由
陳啟川十三歲時赴日本讀書,進入慶應義塾大學附設普通科就讀,歷經初等部、高等部;大學進入經濟學部主修金融經濟。啟川先生行事為人、生活態度與教育理念受慶應大學的薰陶頗深,而慶應大學以自由學風而聞名,以「獨立自尊」為校訓。
民國43年7月,在瞭解杜聰明博士設立醫學院之理想時,啟川先生慷慨捐出了位在十全路上十一甲七分的土地,共同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並擔任首任董事長。這是當時啟川先生所擁有的最大又最方整的一塊土地,他即席答應捐出,即是因為其青少年時期的成長與激發的創造力得自於慶應大學的影響,他亦仰慕慶應大學創辦人福澤諭吉熱心教育,因此他一直期望在台灣能有一所相同水準的高等學府。尤其切身盼望在高雄能有一所優質的大學以作育英才。在臺灣辦一所像慶應一樣的大學,要有醫學院並附設醫院,這個夢想的時間點,終於到來。
陳啟川赴日求學
陳啟川赴日求學
陳啟川捐贈地非屬「耕者有其田」之徵收地
1951年(民國40年)6月7日,總統公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承租人(佃農)極為保護。即規定佃農收穫的37.5%繳給地主、15%作種(購買種子、以備下次耕作),剩餘部分即為佃農所有;另規定每個租期至少6年,以避免地主任意更該租期或撤租。
1953年(民國42年)1月26日,總統又公布「 耕者有其田條例」,進行第二步的土地改革。於是大量地主出租的耕地被徵收後,放領給現耕佃農或雇農。但若土地符合下列規定,則不用被徵收:
(一)業經公告都市計畫實施範圍內之出租耕地
(二)新開墾地及收穫不可靠之耕地
(三)供試驗研究或農業指導使用之耕地
(四)教育及慈善團體所需之耕地
(五)公司企業為供應原料所必需之耕地
因部份地主認為吃虧過大,及建設當局恐妨礙都市發展,紛紛呈請省政府放寬;省政府為此召開多次會議,決議台北、高雄、基隆三個市區的都市計畫實施範圍內之私有耕地,由於符合政策規定,免予徵收。( 文件一 )
據1953年(民國42年)5月2日《聯合報》報導:「臺灣省政府對此問題曾於(民國42年)4月29日下午,舉行『臨時委員會議』,專案討論,全體委員一致認為台北市為中央政府及臺灣省會所在地,高雄市為本省工商要港,(基隆市亦為工商要港,該市都市計劃無耕地)合於實施耕者有其田第9條及施行細則第22條之規定,因其已經公布劃定分區使用標準,在其都市計劃實施範圍內業經實施建設,故一致決議此三市都市計劃實施範圍內之私有出租耕地,應免予徵收。」
1953年(民國42年)5月2日《聯合報》報導
《 高雄市耕者有其田工作概況 》 記載高雄市都市計畫實施區域內,其中「南和興物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川,共有128甲免徵耕地。後來陳啟川所慨捐給高雄醫學院建校之土地,即為此128甲其中之地。
從時間點來看,「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中,土地徵收放領工作自1953年(民國42年)6月1日開始辦理,至11月間結束,土地所有權已各歸自耕農所有。而陳啟川於1954年(民國43年)7月允諾捐贈給高醫之土地,如果是國家徵收地,陳啟川就不可能有土地所有權,更不可能有權捐贈。
由省政府教育廳呈報 教育部公文,可知1954年(民國43年)9月30日,南和興產公司董事長陳啟川將11餘甲的土地所有權狀贈與高雄醫學院,立有贈與證書(三民字第00977號土地所有權狀),並由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區長監證後,由高醫執存。可見民國42年底,陳啟川那塊所有地並未被徵收,才會擁有該土地所有權狀。教育廳督學赴高醫視察所呈報教育部公文,又加上三民區公所區長之監證,可證實該地確實屬於陳啟川。
而在〈高雄醫學院成立後第1年度業績〉載,民國44年1月21日,杜聰明院長親自前往高雄市政府,領取「基礎醫學教室」第1棟建築物執照(高建字第2540號,正建字1326號)。即表示該陳啟川捐地「未屬耕者有其田政策之範圍內土地」,才能領得到建物執照。(見《高雄大學同學會雜誌》,卷2,號1,頁23,民國45年10月16日)
然而時過境遷,民國43年第一次立下的贈與證書已遺失,現今所能看到的贈與證為民國49年12月30日,登錄於南和興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劉玉女士(高雄醫學院董事長陳啟川母親),將所持有的高雄市大港段80-1號,面積11點4637甲土地,由高雄醫學院董事會董事長陳啟川交付校地之〈贈與證〉,證明以無償條件贈與高醫董事會,以供為育英事業,創設醫學院之用。該〈 贈與證 〉由高雄醫學院總務處保管組保存,現於高醫「校史室」展示其副本。
高醫土地問題的處理與解決
陳啟川所捐贈給高雄醫學院之土地,雖然依「耕者有其田」政策免予徵收,土地屬於陳啟川私人所有,但因該土地有佃農在耕作,若要收回土地用於建校,依政府規定,尚需於「租佃委員會」中,溝通協調,妥善安置佃農,以利佃農另謀生計或轉業,亦合乎人道主義。
同時期建校的其他學校,也面臨此問題。當時政府努力推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耕者有其田條例〉等土地改革,連擁有黨國大老居正為背景的「淡江英專」創校、有美國教會團體力量的「東海大學」創校,以及擁有國有土地的「省立高雄女子師範學校」創校,於面對該校地的佃農,皆需要付出新台幣補償金。杜聰明曾在1955年(民國44年)3月1日向「高雄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驚訝指出:「美國教會團體為本省子弟青年,要提一把大款額來臺中,開辦一個東海大學,佃農拒絕提供耕地,要求不合理的,多額的,新台幣補償。又淡水有志人士,零碎樂捐,向地主買一塊土地,要提供「淡江英專」為校址,聞其中有2、3個佃農,亦頑迷貪慾,再要求多額新台幣。其他,讓杜聰明最不能理解者,高雄市林德官女子師範學校之校址問題,此土地原來為日產,當然歸屬國有土地,對國有土地,政府要用,要設省立學校,何必政府再要每甲提出2萬4千元給佃農乎。」
連公立學校要使用國有土地,都要付補償金;「私立高雄醫學院」當然也需支付,補償佃農的損失及其未來生活的資金。在普遍需與佃農協調的大氣候下,高醫共分三次收回建校校地:
(一)1955年(民國44年)3月20日
在高雄市長謝掙強、科長李地政、區長張阿盆及杜聰明院長等人努力協調下,以每坪新台幣8元,作為佃農放棄耕作權之補償,終於第一次收回建校校地第一期的4.1862公頃,計新台幣91,089元(另外扣除黃○桶份額新台幣1萬元)。但未向高雄市政府辦理「三七五」租約註銷手續。
杜聰明院長於1955年(民國44年)11月24日,向「耕地租佃委員會」委員稱,陳啟川先生無條件捐贈私立高雄醫學院11甲餘土地,此地點不是耕者有其田政策之範圍內土地。杜聰明表示,願意尊重「耕地租佃委員會」委員意見,與佃農溝通協調。
(二)1968年(民國57年)4月7日
在新任董事長洪壽南及院長楊振忠任內,終於得以說服西邊校地上仍從事耕作之佃農,董事會按每坪100元計算,分別給付3位佃農補償款,以收回其所承租坐落高雄市三民區大港段原編80-216、80-217、80- 218號,三筆土地內之土地,共合計690,600元。但亦未向高雄市政府辦理「三七五」租約註銷手續。
(三)1974年(民國63年)7月3日
於陳董事長啟川、謝院長獻臣任內,從承租人7位佃農中,收回4.5961公頃。地上物等一切補償費,實際支出2,042,636元。1977年(民國66年)12月22日,高雄醫學院董事會致函高雄市三民區公所,轉高雄市政府,補辦高雄醫學院佃農「三七五」租約註銷手續。
高醫土地佃農補償金收據與「三七五」租約註銷相關史料 點此開啟PDF
結語
作為第一所由台灣人自辦的醫學院,私立高雄醫學院創辦至今超過一甲子,孕育英才無數,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以下從「人、地、時」三要素分析,歸納出高醫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創校,並挺過創校初期十年的財務困頓,最終走向良性循環的原因。
高醫的孕育,是得天時的。當時,台灣醫療設施與人才非常緊缺,國家高等教育資源稀少,趕不上社會與民間所需,因此政府鼓勵私人興學,以解燃眉之急。在此背景下,杜聰明先生與一批有志之士,組織建校籌備委員會,祈能緩和當時臺灣的醫療困境。在杜聰明的倡議與四方奔走下,串聯起全台灣各方人士的人脈與資源;說他是「俠客型」的高醫創辦人,當無異議。
另一位關鍵人物,則是同為「俠客型」的大地主陳啟川先生。杜聰明先前在台北努力年餘,尋求校地,多次碰壁;卻因緣際會在高雄市受到政界與民間歡迎與支持,多方提供資源。最後在緣分的巧妙安排下,得到陳啟川先生慷慨捐出11甲良田,無償贈與醫學院創校。
陳啟川先生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慶應大學,仰慕創辦人福澤諭吉熱心教育,孕育了他想在台灣辦一所像慶應一樣的大學。所以當他得知杜聰明正在覓地建校,這個夢想的時間點終於到來;立即毫不猶豫的捐出他最大最方正的一塊土地,直接促成醫學院的誕生。
因此,高雄醫學院的創建,是得乎天時地利人和的,所以才能在短短的104天即從捐地到開學,創下奇蹟。但創業維艱,身為臺灣第一所必須自籌財源的私立大專院校,於倉促間創校之後,沒有財團金援的高醫,便無時無刻不面臨強大的財務壓力,因此缺錢一直是創辦前十年以來最大的困擾。支持高雄醫學院挺過風雨飄搖的創校初期者,是高醫董事長陳啟川先生。在經費有困難時,皆由陳啟川設法調現、應付。身為彰化銀行董事的陳啟川盡最大可能,協助高醫籌款、存基金生利息,提供強有力的後盾。
由此觀之,高雄醫學院實為杜聰明與陳啟川兩人通力合作的成果。杜聰明負責學校行政、與教育部聯絡往來;而陳啟川則於慨捐校地之後,負擔董事會的監督與募款、經費籌措等工作。然而,杜聰明先生博得創辦人之美譽,在檯面下出錢出力的陳啟川先生卻錯失並列高雄醫學院創辦人之名,實為令人惋惜之處。而陳啟川先生對此是淡泊視之的。高醫第一屆畢業生、前高醫中和附設醫院林永哲院長憶及陳啟川先生,對其做了生動的註解。
林院長永哲回憶說:「啟川伯當高醫董事長時,從不插手人事與採購之事。且曾經向他說:請你把我當成郵差,當我來到高醫,有一張椅子可坐,有一杯茶可喝,就可以了。」